法律可操作性决定了定义需要繁简适宜详略得当。
这两个维度，其实就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权力制衡权力这种传统的自由主义公法理念在紧急治理领域上的变体，只不过加上了公益优先与效率优先的补丁，以表达出紧急行事的特色。我们把系统内部的信任和系统间的信任统称为社会信任。
但是，自由主义法学观认为，紧急权行使不是法外之地，更不能容忍以紧急权创造紧急状态的恶例破坏法治整体图景。针对2003年SARS疫情防控的经验，2004年我国宪法以三个条款的修改对于紧急状态给予了最高形式的制度确认，并陆续出台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防震减灾法》等一系列行政性法律文件，从国家到地方还制定了大量配套的应急预案，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紧急法律体系。综上，系统论紧急治理理论，为我们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紧急治理法治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3.功能分化也有其黑暗面，为了克服极度功能分化带来的社会疾病，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系统，需要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挥历史作用，在制度整合中扮演其强有力的社会管理和民心凝聚的角色。众所周知，在紧急事件冲击下的社会形态具有例外性，尤其是对突然降临的危机和混乱，法律无法加以预先规制。
此时，不是具体的法律规范或空疏的法律原则为紧急决策提供正当性指引，而是在常态时期培育起来的国家能力和社会信任成为紧急决策的正当性基础。常态时期培育起来的社会信任和国家能力，是非常时期紧急权行使的正当性担保。因此，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进一步深刻把握时代前进潮流和我国发展要求，把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继续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但是，相比较而言，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制度建设、体系建设的分量和任务更重，改革所面对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更多，对改革的顶层设计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当然，这里所说的法律责任的无道德性，只是说法律责任本身与道德没有关系，而不是说，法律责任的适用也与道德没有关系。早在1958年9 月，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验教训时就指出：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在今天，这个一定的历史范围，就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具体来说，一是我们所处的新时代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坚定四个自信其来有自，而不是空中楼阁。
7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高度重视建章立制。唯有作出这样的全面部署，定向发力，精准施策，方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征程中行稳致远。[12]参见[英]罗伯特·苏格登：《契约论与规范》，董良译，包利民编：《当代社会契约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7页。
也就是说，这些行为不是不道德，相反，将之作为犯罪来处理，才是不道德。而当备选项为零时，行为人就没有选择空间，那行为人在主观上就没有过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我们党长期思考和总结的结晶。这一概括，实际上内蕴着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互动的运行逻辑。
人工智能由于程序设计的预先性，其交易过程完全被程序所控制，与自然人的主观过错没有任何关系。很明显，行为人在道德上不具有直接的可非难性，这就决定了这种责任不是典型的道德责任。
再如，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所谓无过错责任，是指行为人造成他人损害，虽然没有过错，但依照法律规定而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比如，历代封建社会对于盐铁走私的打击，其实就是因为盐铁走私影响了盐铁专卖的垄断收入。对于此类犯罪，公众不仅将有罪判决视为违法的证明，也将其视为某种谴责的依据。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之道。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人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必定是一种非西方化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参考文献： [1][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708页。
因此，按照本文的说法，无过错责任是弱道德性法律责任，而不是无道德性法律责任。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把一个破败凋敝、百孔千疮的中国，改造和建设成了一个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中国。
思想犯也好，良心犯也好，都不是规范名称，而经常是对政治犯的称谓。思维始于问题，思维也始于概念。
制度犯罪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在这种环境下，行为人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能力尽管不是零，但也是受到了极大限缩。
非道德性的法律责任主要见于刑法中。[5]无论是否应该批判范美忠，但他的行为并没有法律责任。工作人员是否有害作业，或者其作业是否致人损害，这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就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了。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是说，法律责任与道德发生了冲突。
最后，在结束本文之际，有必要补充两点。三、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 所谓法律责任的非道德性，是指法律责任尽管在法律上可以被制定和实施，但在道德上却不被承认和支持。
我们要打赢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攻坚战，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运用强大的制度威力和卓越的治理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冲击，从而赢得战略主动、获得前进动力。第二，行为人的选择或行动产生于行为人自身，而不是产生于其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继承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正确做法，总结和概括了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养分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只不过，此时的道德问题是责任实现的道德问题，而不是责任本身的道德问题，后者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2]在自由之下，行为人有选择善恶的自由，有选择有害无害的能力。在今天这样的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时代潮流变动不居，国际形势纷繁复杂，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
但是，如果行为人本身就是一个专业人士，此时判断标准就得以专业人士的标准为依据。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发生了许多起告密者案，许多人因为毁谤元首，而被亲友告密因此坐牢。
制度犯罪与自然犯罪相比，两者的道德评价的因果关系是相反的，自然犯罪是因为其行为是不道德的，所以它才被规定为犯罪。法律责任与坏运气有关。
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在这两个案例中，运气的好坏决定了两个人天然有别的司法命运。
